“吸烟有害健康”是一个广为传播的常识，不过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，可能会引来嗤笑。引导中国公众实现这一理念转变的，是被世卫组织（WHO）称为“中国控烟之父”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。
翁心植曾主持我国50余万人的吸烟调查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同类调查，并在推动控烟事业发展上起到开创性作用。
“翁心植院士对患者，学生、同事，以及中国医学界均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他是个真实的人，质朴的人，我们必须去思考，要如何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。”2019年5月10日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（下称北京朝阳医院）召开纪念翁心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在座谈会上深情追忆自己的恩师。
致信卫生部部长请求开展控烟工作
1964年，美国发布第一份《吸烟与健康报告》，以政府名义给出了“吸烟危害健康”的结论，并陆续在广告、吸烟场所等方面出台控烟举措。
我国控烟事业的起步，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是传染病、寄生虫病等疾病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居民主要死因已变为心血管病、脑卒中、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。翁心植是大内科专家，他发现这四大死因都与吸烟有关，而十多年中，国际上反对吸烟的呼声日起，WHO甚至将吸烟形容为“现代的鼠疫”。
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，翁心植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致信，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。次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卫生部、农业部等联合发出《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》，首次表明政府对控烟问题的立场，控烟宣传在全国兴起。
翁心植对控烟的“执拗”，影响了不少人。他的亲笔信，促成了崔月犁戒烟的决心，1992年，崔月犁对记者说，自己有33年烟龄，戒过两次都没有长久，不过1978年之后的14年，再也没有吸过一根烟。
有一回，翁心植笑嘻嘻地告诉女儿翁维馨，自己在市长面前出了风头。那天，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，马上写了张小纸条递到主席台，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，市长看到纸条后，当即把烟掐了。
主持全球最大规模的吸烟流行病学调查
1979年，我国控烟工作启动，翁维馨正好与未来的丈夫交往中。有一天，翁心植与准女婿见了面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“做我的女婿，不准抽烟”，并递来一件印着戒烟标识的广告衫，小伙子当即套在了身上，表示，“按领导要求办。”
那个时候，我国控烟的理念尚不普及。翁维馨的丈夫穿着广告衫去上班，被漠视、嘲笑是普遍现象，还有人故意当着他面吸烟。翁维馨还记得，曾有外地劝烟员在王府井看到香烟广告想要撕掉，结果被送进派出所，扣上了“扰乱社会秩序”的帽子。翁心植知道后非常着急，给上级部门写信，希望将控烟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。最终，当地公安局向劝烟员公开道歉。
“控烟非常不容易。我一开始不理解，觉得他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医生就很好，干嘛做这么艰难的工作。”翁维馨说。翁心植特意向女儿解释了自己的想法，“我是大内科专家，更有经验和资格说很多疾病和抽烟有关，中国的烟民数量庞大，面临严重的健康隐患，控烟是势在必行的。”
1982年，WHO召开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专家会议，翁心植决定参加。临行前，他对北京城乡吸烟情况进行了调查，但其他国家提供的都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，相比之下，中国缺乏国民吸烟的全面数据，不利于控烟宣传和科研发展。
回国后，翁心植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，1984年，他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吸烟情况抽样调查。这次调查一直持续到1986年，除台湾省外，当时我国的29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全部列入范围，按照比例，在城乡15岁以上人口中抽取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五调查，共计51.96万人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我国平均吸烟率33.88%，30岁后男性吸烟率高达70%以上。在34万名不吸烟者中，近4成遭遇“被动吸烟”。
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，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调查人数最多、地域最广、统计数据最全面的文献资料。
除了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工作、主持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，翁心植还推进成立了我国首个吸烟与健康协会（现北京市控烟协会）、亲笔撰写和指导了大量相关论文、并筹备申办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。由于在控烟事业中做出的一系列贡献，翁心植两度获得WHO颁发的控制吸烟金质奖章，被誉为“中国控烟之父”。
控烟尚未成功
同志仍需努力
部分内容摘自新京报
